小飛探花_小鹿丟了_五卅運動前後的中國青年——從美國媒體的視角來觀察

摘要：在1920年代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劇變中，青年學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學生運動體現了中國社會的明顯進步，那就是中國人民的覺醒。這種覺醒體現在，青年學生懷著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和愛國情懷，抵製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權利。1925年的五卅運動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標誌著在愛國主義推動下的民族主義的興起。這時的中國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主流，對西方不再是崇拜和讚賞，而更多是譴責和批判。在西方觀察者看來，1920年代是中國學生處於曆史舞台中心的時代，他們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這是中國所獨有的，是其他國家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即涉世未深的青年學生群體主導了曆史發展方向。這些報道還透露了學生運動的一些弱點，包括缺乏知識、經驗和準備等。也正是因為這些弱點，雖然他們是中國啟蒙運動的主力軍，但卻不可能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和領導力量，日後逐步把曆史的中心舞台讓給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

關鍵詞：青年覺醒;五卅運動;民族主義;美國媒體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青年學生由於對西方極度失望，逐漸喪失了對西方的信任，開始懷疑他們過去向往的西方文明和西方政治製度，而走向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思想和道路。五四運動的爆發是對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否定中國直接收回山東主權要求的一個強烈反應，是一場反對日本侵占中國山東和反對北洋軍閥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以後，學生的批判鋒芒逐漸轉向了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在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開始持續上升，非基督教運動、恢複教育權的運動也日益擴大，基督教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視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五四運動的活躍分子像蔡元培、陳獨秀、蔣夢麟等，過去都是威爾遜理想和民主的積極支持者，但現在也加入了非基督教的陣營。

對於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出現的這種傾向，以及美國在華影響的式微，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Warren I.Cohen）認為是威爾遜主義在中國的失敗，是美國沒有能夠“幫助一個新興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例子。中國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與西方國家決裂並轉向蘇俄的布爾什維主義，是史無前例的。孔華潤試圖解釋，為什麽共產黨人的主張“比美國及其盟國提出的類似的甜言蜜語更有前途”。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從當時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中或許能夠找到一些線索。其實，五四運動與威爾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著密切的聯係。從這一方麵講，不能簡單地說威爾遜主義在中國是失敗了。應當看到，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也受到了威爾遜主義關於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決思想的影響。

在西方的觀察者看來，1920年代是中國青年學生處於曆史舞台中心的時代，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中國學生是革命先鋒”。在這個時代，青年學生（特別是大學生）是中國社會中最能顯示政治意識的人群，他們年輕、集中居住在校園裏、有自由支配的時間、沒有家室的拖累、容易受到群體情緒的影響，這是當時的工人、市民和農民都缺乏的參加政治運動的條件，他們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很快嶄露頭角，成為西方媒體所密切關注的對象。

20世紀興起的中國現代教育（包括教會學校）培養了大量崇尚自由平等的、受到西方政治啟蒙的愛國學生。從五四運動到五卅運動，當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正式登上曆史的舞台時，青年學生就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涉世未深的青年學生主導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這是中國所獨有的，是其他國家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

因此，要了解1920年代中國的政治演變，就不得不了解這個時期的青年學生，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態以及政治訴求。過去關於這個時期的學生運動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幾乎都是根據中文資料。而在這一時期，美國媒體對學生運動和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十分關注，進行了詳細的報道、分析和預測，為91下载成人抖音了解反帝反殖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別樣視角。1925年的五卅運動是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顯著標誌。本文通過五卅運動前後美國媒體對中國知識界和學生運動的觀察報道，來探索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思考當時的中國政治演變、學生運動和其所麵臨的挑戰，以及其對中國思想、文化和教育界的衝擊。這種衝擊，為隨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中國青年學生思想的覺醒

1920年代，中國青年學生不斷對政治問題發出聲音，顯示出他們是中國變革的最中堅力量，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1920年8月，《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一篇北京學生的宣言。該宣言稱：民國已經九年了，人民持續遭受各種社會動蕩和災難，“而責任在於軍閥混戰”。說到憲政，“在政府內還未見到一絲蹤跡”；說到自由，“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危如累卵”；說到經濟，“整個國家瀕臨破產”；說到士兵，“他們已經轉變成為強盜和土匪”。現在是人們清醒的時刻了，自從皖係軍閥解體，聲名狼藉的罪魁禍首段祺瑞和徐樹錚已失去權力，這可以被認為是不幸之中的萬幸了。今後，每一個愛國者都應該站起來，貢獻自己的力量。

進一步，學生們還提出了五個方麵的具體政治主張。其一是立法問題，要求加強立法機關獨立行使的權力、製定憲法時應由國民投票通過、立法保障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其二是司法問題，應該建立公正的司法程序，使人民得到合理的法律保護。其三是行政問題，包括禁止軍人幹預政治經濟、在一年之內建立省自治政府以促進民主進程等。其四是政治問題，政府應該立即解散多餘的軍隊，控製軍事開支；所有的權力都應處於中央政府的控製之下，廢除督軍製度，以防止潛在的內戰危險；廢除厘金，增加關稅；廢除由各軍閥與外國簽訂的秘密貸款協議等。其五是教育問題，學生們要求增加教育預算，大規？烀夥蜒＃蝗範ń逃淖挪睿輝黽喲笱Ш塗蒲謝溝氖浚俳脹ń逃。學生的宣言最後表示，“91下载成人抖音的主張受到來自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和熱情的支持”，提出這個宣言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國家的福祉”。

從這一宣言可以看到，當時的學生已經在考慮，從立法、司法、行政、政治、教育入手，對中國進行全麵改革。這些理念都是現代西方民主共和體製的一些基本思想。他們不再僅僅是熱血沸騰地加入一場又一場的政治表達和示威，不再滿足於登高一呼的愛國激情，而是開始對中國的未來有一個通盤計劃，體現出非常理性的考慮，是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而非短期目的。也就是說，他們不再單純是舊世界的破壞者，而開始轉變為新世界的建設者。

從這個宣言中還可以發現美國的影子和影響力，因為其中所表達的三權分立、政治統一和發展教育等都是美國媒體所一直向中國建議的。1919年，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胡適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到中國巡回演講，也反複表達了這樣一些思想和主張。不過實際上，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越來越偏離美國的政治體製和價值觀，甚至從西方的崇拜者轉變為尖銳的批判者。

顯然，五四時期是一個學生占據曆史舞台中心的時代。1921年11月，《衛理公會評論》發表哈欽森（Paul Hutchinson）的文章《中國學生思想的覺醒》。文章指出，對今天的西方人來說，去發現中國學生的“心路曆程是最令人興奮的探索之一”，他們已經“打開了精神的大門”，勇於探索新的思想和文化，猶如自己“身處在一個奇幻的世界”。哈欽森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學生的覺醒是最重要的因素”。過去的中國社會，文人是“最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在1920年代，他們的重要性開始與過去不同了，“投身一場改變四分之一人類命運的運動”，這是中國“真正的變革”，正在“學生的意識中萌發”。盡管這場變革已醞釀多年，但是人們視而不見。五四運動標誌著一場“最終真正改變中國命運的學生運動”的開始。

周策縱關於五四運動的研究指出，1921年夏天，杜威在北京觀察到全國各地學生團體開始辦期刊，反對貪汙腐敗和賣國官僚，追求教育改革，批判傳統的家庭製度，討論社會主義、民主思想和各種烏托邦理想社會。當然，“在思想發酵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幻想的泡沫”，因為他們缺少閱曆，以為所有的思想和建議隻要是新的，隻要可以用來破壞舊習慣和傳統，便差不多可以接受。周策縱認為，這個階段的學生對各種新思想都懷有無限的熱情，難免不能清楚辨別什麽是中國最迫切需要和最符合國情的知識。

1920年代的中國學生運動波瀾壯闊，一直受到美國輿論的關注。1921年5月28日，喬治·達頓（George Danton）發表《中國的學生運動》一文，指出如今中國有著強有力的“建設性的作用力”，而且“在行動上也發展迅速”，以至於“這個國家在改變，在社會觀察家的眼睛所注意到之前，就已經明顯可見了”。這些作用力“不主要是經濟的和工業的，它們也是知識性的，在某種程度上是文學性的，一係列改革通過文學和媒體進行傳播”。這很符合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因為“他們的文化中都有對文學的偏愛，他們也擁有發展良好的考證學與？毖У拇，學者們圍繞著古典文獻進行了長久的研究”。

達頓同時指出，在學生運動中，男女學生都表現出了同樣的愛國熱情。也許正因為學生們表現出來的這種熱情，“吸引了中國工人也加入了這場反抗”，與學生一起抵製日貨。雖然五四運動以後學生運動有所平息，愛國主義熱情在某種程度上也有所消減，但學生們作為一個群體，使“憤世嫉俗的情緒”開始轉向了“推翻政府”的道路。學生們意識到“他們是有力量的”，如果他們想的話，“可以開展有效的對日本實施經濟封鎖的活動”。《新青年》等雜誌被稱為學生運動的主要思想基地，不斷擴展其影響。這些雜誌中“充斥著革命的文章”，也有社會學的研究，還有一些宗教和種族主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反教會的腔調”。達頓通過學生運動感到，反日情緒導致了“大眾的排外運動”，“自然地牽扯到了在華的傳教士”。學生運動中“出現的這種情況是不幸的”，因為中國將會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需要外國人的幫助，以及一些國際上的外國朋友”。

其實，在對待西方的問題上，這時的中國學生是思想多元的，美國媒體也看到了中國學生不會簡單地排斥西方文明。1922年7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北京學生用英語辯論》一文，主要報道了6月10日中國六所大學的學生辯論競賽。辯論以英語進行，並且由美國、英國和中國外交部的代表進行評判。學生們就六個主題進行了辯論：中國鐵路的聯網、教育、非軍事化、公眾的政治興趣、家族製、國會中的職業代表與地域代表。這些都是當時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非常強的現實感。在最後的決賽中，參賽學生以“中國的內部問題和解決方案”為題進行辯論，北京大學與南開大學共同贏得勝利。西方媒體從這個活動中看到了中國學生群體的活力和積極的社會參與。

美國的觀察家們也認為，中國還存在很大的問題，中國要走入正軌，必須解決分裂和教育這兩大問題。紐約大學教授、漢米爾頓研究所（Alexander Hamilton Institute）主任吉克斯（Jeremiah W.Jenks）在出席太平洋關係研究所的會議後，向《波士頓晚報》表達了對中國政治割據的擔憂：“中國非但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反而表現出日漸退化的跡象。”因為沒有一個政府“能控製幾個省”，督軍或軍閥“自己製定法律，自己征稅征兵”，在他們轄區內的統治“是殘暴的”，而且沒有跡象顯示“會出現一個統一或是合理的政府”。不過，中國的希望和亮點還是在於年輕人，其中的許多人是“有知識的受過訓練的人”，尤其是那些“曾遠赴歐美的人”，已經開始具有“相當的組織能力並且聯合行動”。他們“竭力強調愛國主義”，在過去兩年間，大眾教育運動已經有了進展。在中國，大概有超過兩億人不會讀寫，這個運動力圖讓至少一億不識字的人具有讀寫能力。另一個更有前途的運動是中國商人通過地方行會和商會以及全國商會動員起來，在政治活動中越來越活躍，已經“在背後用資金支持學生運動”。如果他們“形成全國性組織並把自己投身中國國家統一事業中，在幾年內統一中國並建立理性得體的政府，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說，雖然美國媒體看到了中國的亂象，但也認為由於青年學生思想的覺悟和對政治的積極參與，中國還是有前途的。

二、學生與五卅運動

而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美國媒體看到了中國學生的新動向。1926年的《當代史》雜誌有一篇托馬斯（Rudlay Thomas）關於中國學生運動的長篇評論，題目為《中國學生是革命先鋒》。這篇文章對五卅運動的前因後果，有著詳細的描述和分析。托馬斯寫道，在關於中國的大量混亂的印象中，在華外國觀察者感到最為困惑的是學生運動，因為它是中國近期“最重大的發展之一”。學生運動的力量“在去夏的騷亂中顯現出來”，事件起因是數名學生在上海被外國警察槍殺，全國學生立即“爆發了憤怒的抗議”。正是學生運動引起了整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連農民也加入其中，關注遠在上海發生的事件，甚至還加入了“對英貨日貨的抵製運動”。這是過去所不能想象的。

根據文章描述，中國學聯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機構，其分支散布在上海、北京、武昌、漢口等城市的大多數大學和中學。這樣，一旦一個地方爆發示威，就會迅速成為“覆蓋整個國家的全國性運動”。日本工廠惡劣的工作條件，就是因為上海學生的抗議，才喚起了全國民眾的關注，學生們還用這個話題來啟蒙民眾。在民眾支持下的學生，與外國警察發生衝突，數名學生傷亡，上海的運動立刻野火般地向全國各地蔓延。原本隻是要求改善經濟條件的抗議，“迅速成為針對外國人在華特權的聲勢浩大的運動”。

整個1925年的夏天，大多數學生都因為五卅運動而罷課或者放棄學業，他們“繼續發動整個國家”，把憤怒的種子帶到遠離上海的各個地區。一些學生在全國各地遊曆，發表演講，動員民眾“反對外國勢力的侵略行為，組織抵製或罷工運動”。在上海，他們發起抵製洋貨和鼓動繼續罷工。他們對商人施壓，要求他們不買賣英貨日貨。上海商會實際上是“被迫宣布支持抵製活動”，盡管許多商人在倉庫裏囤積有數以百萬計的英國或日本商品，如果抵製洋貨，他們將損失巨大。不過，即使他們不情願，來自學聯以及工人聯合會的壓力也實在難以抗拒，“任何反對者都會被學生貼上叛國的標簽”。人們難以想象的是，數量上相對少的學生與工人的聯盟，竟然“輕而易舉地讓一個大港口城市的商貿停滯將近一個月”。

學生運動所震撼的不僅是商界人士，在北京學生的壓力下，一些高官也被迫下台。1925年5月，教育總長章士釗在5月9日“國恥日”（1915年的這天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二十一條”中的第一至四號）禁止學生參加反日運動，學生迅速反應，通過集會遊行，要求教育總長取消這項“可憎的命令”。學生們衝進教育總長官。坊偌揖，十多名學生被捕，傳言稱三名學生在與警察的衝突中被殺。在京學生隨即罷課，組織上街遊行，要求賠償。但之後真相大白，其中兩位學生還活著，而第三位是死於肺結核晚期。不過這次事件顯示了學生們的能力，成功地讓教育總長以及臨時執政段祺瑞屈服，迫使其滿足學生的部分要求，釋放了被捕學生。但段祺瑞拒絕了章士釗的辭呈，讓他改任司法總長，“政府以此挽回麵子”。

托馬斯似乎對學生完全目無學校規則頗有微詞。在這段時期的各個學校裏，尤其是公立學校，學生奪取了管理權，無論是教師還是行政人員都無法對他們進行製約。如果有人招致學生的不愉快，“那他便可能職位不保”。本科生要求參加學校管理，“因為校長拒絕接受他們的要求，學生則驅逐校長”。考試通常是學生同意才能舉行。武昌的一所公立學校沒有校長，沒法找到有資格的教育人士願意接受校長的職務，這都是學生“無法無天的行為”所致。最後一位有名望的紳士被說服考慮任職，他帶著疑慮去實地考察了這個學校，在對學生的演講中，他表示如果被授予完全的行政權力，就接受校長的職務。

而那些不夠激進的學生，也會招致來自另一方麵的批評。如一些在美國受教育的學生便被指責“不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參加學生組織“實施的抗議活動”。美國人認為，這些歸國學生中“最優秀的人”，在學生走向激進、缺乏理性的時候，可以作為“一種遏製的力量，進行勸告和指導”。他們中許多人也在政府任職，或從事商業或教育工作。當需要討論和協商的時候，人們將會看到這些留學生“產生的重大作用”。其實，如果仔細考察這段曆史，就會發現，這個說法隻是部分正確，至少在美留學生對於政治活動還是很積極的，也有許多人參與到政治抗議之中。例如，五卅事件爆發後，留美學生群情激憤，出現了政治活動的高潮。在那年全美三個分會的夏季年會上，都充滿了反帝言論，連娛樂活動也帶上了政治色彩。在東部年會上，學生們還上演了關於五卅事件的話劇。

美國教育家保羅·孟祿（Paul Monroe）在1926年的《論壇》雜誌上發表了《中國的學生政治》一文。根據他的觀察，那些十分激進的學生恰好是“很少受到教育的人，部分是初中和高中的青年人”。他們的聲音來自“大眾最基本的直覺：自我保護，自我利益，與團體的自豪感”。他們也呼籲“個人權利和尊嚴”，這對中國人意味著“麵子”，與“大眾的情感相關”。在稍大一些的城市的“每一個街角”，都有青年人對著或多或少的人群“不分晝夜地進行演講”。女學生也“摒棄長久以來的傳統，參與到政治的討論之中”。這些街頭上的團體活動，是從去年夏天以來“人群中心最醒目的景象”。大多數情況下，參加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他們“都很專心，有鼓動力”。然而有時候，北京舉行的大規模群眾集會，甚至有十萬以上的參加者。

對於許多西方的觀察者來說，中國學生居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似乎是不可思議的。那些“老練的政治家”或者“年長且有經驗的人”，居然會“逆來順受地接受尚未成熟的年輕人的要求”。他們發現，其中一個基本的原因是，學生的活動“或多或少地跟愛國事業捆綁在一起”，反對學生的活動就會“被公眾認為是不愛國”。另一個原因是，文人在傳統中國享有聲望，這種聲望使人民普遍認為學生們不會做壞事。還有一個原因，那些手握實權的年長者把中國弄得一團混亂，失掉了民眾的信任。也許中國的學生運動“是全世界青年運動的一個階段”，他們認為年長者“對公共事務管理失當”，尤其是在國際關係領域；認為現今國家淪落到如此的地步，責任在“過去幾代人身上”；認為老一輩是自私的，“背叛了他們的國家，搶奪了公共財富，參與到無休止的衝突和戰爭中，這一切都違背了普羅大眾的利益”。年長的一代人已經被證明是不稱職的，現在是“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秩序的時候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生們才登上了曆史舞台，擔負起拯救國家的重任。

西方觀察者注意到，學生的分布和居住模式也會影響到他們的政治傾向和集體行為。中國大多數的中學和大學都在省會，兩三萬的學生集體“住在擁擠的宿舍裏，並不舒適”，其條件不過比臨時兵營好一些，但這是“大眾心理發展的理想條件”，學生們會相互影響。即使在學校裏，教師與學生的接觸也很少，“絕大多數教師對他們的學生產生不了影響”。學生離開家庭的時候年齡都很。話13～15歲，“也許這個數量龐大的學生群體年齡的中位數不超過17歲”。另一方麵，也有許多學生是成熟的，並產生很大的影響。一般來說，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對大眾心理的影響很大。學生團體“無論其多不成熟”，即使有時是不明智的，他們所選出的領袖的領導力存在諸多問題，但如果不理解他們“真正的愛國熱情”，沒能認識到他們“無私的奉獻”，就可能對他們的作用和角色產生“重大的誤解”。

美國媒體也看到了學生群體的變化。托馬斯便認為學生運動明顯地代表了“對已有權威的反抗”，他看到“自由彌漫在空氣中，學生要求最大限度的自由”。自古以來所謂的“父為子綱”，被新一代在現代學校接受教育的學生所摒棄。他們要求婚姻自由，這在二十年前“對於一個保守的老式中國紳士來說，是駭人聽聞的”。然而，在婚姻自由的問題上，中國年輕人前麵的道路還很漫長。盡管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包辦婚姻，但是不要以為這些年輕人“在選擇他們人生伴侶的時候都取得了成功”。學生對孔子的尊崇也大不如以前，過去全國不計其數的文廟都舉行祭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儀式”，但現在已經“退化成敷衍了事，有的甚至是低俗的形式主義”。學生到上海會審公廨旁聽關於五卅事件的處理，當法庭強調年輕人應該對權威表示服從時，他們反駁道：孔子已經死去兩千多年了，他的思想“對當下的問題是不合時宜的”。同樣，很多學生中的理想主義者“把先賢的教導扔到一邊”，因為他們認為那些說教並沒有回答當下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不再迷信權威，進步和改變的想法取代了傳統的保守觀念，他們要求擁有思考和決定的自由。托馬斯認為，目前這些學生醉心於類似“西方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想。他以中國古代思想作為例子：過去墨子被視為異端，敢於挑戰孔孟的正統，但現在墨子有了許多追隨者，因為他可能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墨子也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但他的人文主義基本上是根植於功利主義的原則。托馬斯還看到，幾乎每一個學生“都信奉西方的強大”，這個強大是建立在西方應用科學的基礎上，知道怎樣造堅船利炮。然而，學生們“對西方文明的道德基。舊喜歡，西方擁有的政治道德在中國並不存在”。舉例來說，官員的誠實、共同的責任感，“這些在中國是非：奔摹。

也就是說，在托馬斯看來，現在學生的思想在相當程度上還是洋務運動時期的中體西用那一套，向西方學習的無非是技術，而非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不過，這一看法有些偏頗，當時學生對西方政治和文化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也可能是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之後的一種反思。特別是在這一段時間內，反帝反殖運動和民族主義高漲，蘇俄布爾什維主義對激進的年輕人越來越有吸引力。這就與此前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形成了鮮明對照。

三、教會學校與中國啟蒙思想

教會學？梢運凳侵泄逃南惹，然而到了1920年代，由於反西方和反基督教情緒的高漲，教會學校也受到了質疑和批判。哈欽森在《衛理公會評論》發表的《中國學生思想的覺醒》一文中，便討論了基督教是否適合中國的問題，這也是當時中國學生普遍關心的問題。人們會問：“當中國需要‘鐵血之心’的時候，耶穌基督的和平的教義怎麽能幫助中國？”另一些人會問：“對中國來說，社會主義不比基督教更好嗎？”有學生在學校中受洗成為基督徒，但他們也信奉佛教和其他中國傳統。對信仰的質疑出現在中國的每一個地方。一個基督徒身份的學生問道：“既然這是迷信並且引起社會停滯不前”，那91下载成人抖音“為什麽需要宗教？”哈欽森認為，對於這些質疑之聲，應持“開放的態度”。如果教會學校的老師們“以一種公正的態度對待這些學生，表示他們知道且尊重現代科學，讓學生們知道基督教有其引人入勝的道德力量和深刻的社會內涵，就會發現學生們會急切地加入基督的隊伍”。

從基督教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來看，其無疑是有積極的一麵。近些年中國學者在這方麵也有深入的研究。相關研究證明，中國近代以來的西方傳教事業，是以傳教士到中國為主體，但同時他們也在推動傳教的本土化。海外傳教得到美國曆屆政府的支持，其注意提高被傳教國家的本土化傳教能力。1880年代，以北美各學校基督教青年會為基。緯閃搜駒負Ｍ獯淘碩，鼓動青年學生到海外傳教，中國則是海外傳教的重點，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是最主要的宣傳和實踐機構。辛亥革命以後，由外國傳教士支配中國教會的局麵逐漸有所改觀。1913年在上海召開的傳教大會，是這一轉變的關鍵節點，這次大會上，中國人首次與外國傳教士坐在一起討論布道問題。與會的15名代表中，中國代表占了三分之一。1919年召開“中華歸主會議”時，中國代表已占半數，還產生了有一定影響力的教會領袖。

教會學校培育了大量社會所需人才，其學生還成為學生運動的主力軍，有的成為著名的基督教學生運動領袖，或身兼牧師與企業家，以雙重身份為中國的發展竭心盡力，或致力於基督教的農村社會工作，為社會與同胞效力。基督教青年會的重點是平民教育運動，作為喚醒人民“道德覺悟”、實現“人格救國”的主要手段，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和支持。青年會平民教育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當時在美國留學的晏陽初（普林斯頓大學）、傅若愚（芝加哥大學）發現，身處異國的華工最需要的是基礎教育和精神安慰，他們募集巨款並招募五十多名留美中國學生為參戰華工服務。一戰結束後，晏陽初、傅若愚也回到了國內，繼續平民教育事業。他們認為，中國文盲太多，人民無法行使權利與承擔責任，因此對公民的教育必須從基本的識字入手。

哈欽森看到了學生們“走出課堂來表達激進的思想”，這或許能夠帶給中國新的希望。但是，另一些人並不是這樣樂觀，甚至陷入絕望：“他們能做什麽？”這些人對學生的能力抱懷疑態度。還有人麵對整個國家的政治腐敗而憤世嫉俗，進而質問道：“政府有什麽用？”人們很快意識到“學生的思維和老師所講授的背道而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反對政府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的示威遊行，“是西方鼓動的結果”。在女校中，關於女權的討論，包括離婚和自由戀愛等，這些主張經常被教會所宣傳。教會學校中的女生提倡男女同校，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男女平等，女人獲得同男人一樣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還要求改變“根植於過去家庭中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然而，五四以後的學生運動有一個明顯的轉折，就是非基督教運動，這是對19世紀末以來基督教特別是教會學校在中國迅速發展的一個反應。美國媒體注意到了中國出現的反宗教傾向，哈欽森就認為，對宗教的抨擊可能要追溯到1918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發表的宣言，他稱宗教隻是一種“對未開化的思想有幫助的迷信”。北大被認為是“最激進觀點的策源地”，由於蔡和北大的影響力，這種對宗教的看法廣泛散布，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看法也會強烈地影響到教會學校的生存和發展。哈欽森調查了華東地區大部分教會學校，還收到了許多教會大學、女子學院、預備學堂、中學的報告，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各個領域，對教會學校的學生們的想法有了相當的理解。在閱讀這些報告之後，他認為中國人會“堅持一條自己的自由之路”。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清華大學舉行第11屆大會。本來這次大會應於1916年召開，但因歐戰延遲，這是一戰後召開的首次大會。會上有來自32個國家的146名代表，以及中國的550名代表和列席人員，公推王正廷為主席。大會討論主題包括：國際與種族問題，基督教與社會及實業界的改造，如何對現代學生宣傳基督教，學校生活的基督化，學生在教會中的責任，如何使女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世界上成為更強有力的團體等，討論最熱烈的是基督教與戰爭的關係。大會最後通過一項決議，指出同盟的責任，就是盡一切力量消滅戰爭，反對利用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大會致力於戰後世界改造，維護世界和平。

然而，這次大會激起了非宗教人士的反對，由此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這場運動首先在上海爆發，然後迅速向北京及全國各個城市蔓延。中國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影響的新派人物大多卷入其中，青年學生也積極投入這個運動。他們廣泛建立反基督教團體，發表宣言通電，向基督教及其在華傳教事業發起抨擊。當年3月，由老牌的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領導，在共產黨人以及一些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如陳獨秀、蔡元培、吳稚輝、汪精衛、戴季陶等人的支持下，在北京組織起了“非宗教大同盟”。

托馬斯在文章《中國學生是革命先鋒》中，分析了學生“對基督教越來越懷有敵意”的三個原因。第一，由於當下“唯物主義思考的習慣”，學生對“所有宗教中的利他主義並不相信，不管是基督教還是佛教道教”；對他們來說，宗教隻是“過時的迷信，不再有什麽用處”。第二，學生經常懷疑基督教傳播者的“動機和誠意”，不理解為什麽這些傳教士“放棄家鄉的舒適而來到中國傳教呢？如果不是為了在中國更為舒適的生活，那一定是因為罪惡的政治原因”。第三，中國的教會學校都是由外國人或直接或間接控製的，它們通常並不是國家教育係統的一部分，而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情緒的學生，“憤恨哪怕是教育係統的一小部分控製權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認為應該在中國學校接受教育，而不是在通常使用外語授課的外國教會學校中。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大部分學生都希望有朝一日“能赴外洋學習”。教會學校重新受到歡迎，那是因為它們對學生準備出國學習更有用處。

因此，1920年代的教會學校受到來自知識界和學生的嚴峻挑戰。他們也在考慮怎樣適應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劇烈變化。一些自由派傳教士試圖去了解學生，而那些保守的傳教士則對學生運動的性質大為震驚。在學生罷課期間，由於教會學校的校董會禁止學生活動，引發了一係列衝突，教會學校的管理者遭到了學生的反對。21他們所能做的就是要打消中國人的疑慮，改變日益增長的年輕人對外國宗教、傳教士和教會學校的不信任感。但是，在當時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下，要達到這個目的是非常困難的。

四、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西方觀察者認識到，學生們“高漲的愛國熱情是不容否認的”，而且他們對時事充滿著關注。任何一所學校的報紙閱讀室，無論什麽時候總是人潮擁擠，布告板上的報紙總是引起熱烈的討論，而學生對在圖書館讀書的興趣則少了許多。中國學生對美國學生的各種不同的社會興趣所知甚少，而“政治運動是人們最大的興趣”。結果就是，在中國，“學生比其他任何階層更能理解政治議題，對政治也更有興趣，為此投入了很多時間”。這是一種新的政治意識，在這一代學生的思想中很普遍。保羅·孟祿認為，這種意識起源於西方，“稱其為民族主義”。無論過度的民族主義是優點還是弊。泄衷謖詵⒄溝木褪敲褡逯饕。在這個思想的形成過程中，西方是要負責的。孟祿說的要對此負責，其實就是指一戰後期威爾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五四運動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青年學生接受了威爾遜主義的一些核心思想。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的政治理念為學生的許多演講提供了思想源泉”，結果學生成為“最熱情的追求者”。孟祿認為，學生的民族主義高漲存在著一定的危險性，因為“缺乏政治的實踐”。不過，更大的危險來自他們“傾向於接受或跟隨邏輯上的一種新理論或信仰，但缺少現實考慮”。孟祿的言下之意，無非是說學生更多地接受了比較激進的思想，也就是在1920年代對布爾什維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青睞。

按照托馬斯的分析，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學生馬上自我定位，成為“新愛國主義的倡導者以及對抗外國帝國主義威脅的拯救者”。整個夏天，學生繼續他們的愛國活動，籌集資金分發給在上海的罷工工人，勸誡他們拒絕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雇主服務，並且密切關注商人是否違反不從貨倉轉移外國商品的要求。與此同時，大眾為“邪惡的外國商人聳人聽聞的事件群情激憤”。該年秋天，隨著學校開學，大部分學生重返課堂，但有些學校的學生要求減少課時，以便他們有更多時間去參加政治和愛國活動。北京的許多學生關注關稅會議，其中最激進者反對這個會議，認為確定本國的關稅稅率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中國沒有必要與外國討論這個話題。他們甚至以暴力“表達他們的反對意見”，砸了一個“敢於反對他們”的報館。

正如托馬斯所注意到的，學生之所以能夠表現出較強的思想和行動力量，可能是因為他們是“這個國家唯一的全國性的有自我意識的群體”。當下中國的分裂，是由於人們所持有的“地方主義和地方偏狹觀念”。然而，學生不是本著地方利益，而是從全國的角度來思考，“全國學聯就是他們團結的一個明證”。來自這個國家不同地域的學生，在大學四年中共同學習，“忘記了地方的差異”。托馬斯還看到了愛國主義在學生中的普遍傳播，他們都希望祖國變得強大，最為關注的力量是軍事力量。過去中國以和平著稱，在與他國的交往中，更依賴於“協調和妥協而非運用武力”，但現在更迷信武力，這說明中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這便是“激進精神的證據”。更多學生相信“運用武器的力量，確立和保護他們國家的權利”，不少學生熱衷於穿軍服。現在學生們普遍認為，在世界上“永遠不會得到正義”，除非“強大到擁有武裝力量支持其要求”。托馬斯沒有分析學生中間出現尚武傾向的深層原因，這是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不斷遭受西方侵略、不斷被打敗的結果。特別是19世紀末以來，由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普遍流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相信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因此希望中國武力強大就不奇怪了。

在中國需要的時候，學生登上了曆史舞台。他們懷著年輕的理想主義，站在曆史的前列。他們自認為對“這個國家的普通民眾的啟蒙，有很大責任”，希望有一天“中國能繁榮富強，並在各民族國家間受到尊重”。學生們憤恨“外國勢力對中國的幹預”，以至於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處於低下的地位”。他們“對國內的惡勢力同樣憤恨”，不過雖然抽象地講都譴責軍閥，但學生也不是反對一切軍閥，他們對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有著“好奇和欽佩”。這種抽象與具體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是因為上述二人“都主張用武力統一中國”，而目前中國學生對“支持武力作為手段，有著持續增長的熱情”。

不過，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對於學生運動的是非曲直“並無統一的看法”。在中國人中，張謇是“一個受人尊重的學者和江蘇省的工業領袖”，他公開譴責激進學生“把國家逼到了混亂與毀滅的邊緣”。而那些支持學生運動的人，認為學生運動對於普通民眾“國家意識的增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引導了公眾目光關注政治社會情況，力圖糾正各種錯誤，代表了一種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在國家的“那些令人不滿的情況改正之前”是必須有的。而有些人又認為，學生“太把他們自己當回事了”，過於自信，以至於分不清邊界。他們表達了對現實的普遍不滿，當試圖在廢墟上重建這個國家的時候，這些學生卻不具備所需要的知識和經驗。托馬斯指出，現在學生“反抗所有的權威是危險的”，這可能導致“長期的不穩定”。然而，如果學生運動的力量可以發展起來，用以“對抗列強和對抗那些臭名昭著的以國家資源跟外國人做交易的貪腐官員，它也可能引向反抗軍閥專製和染指公共財政的政客”。也就是說，托馬斯雖然對學生運動的激進傾向有相當的擔憂，但認為如果發展得當，其也可能會對中國的進步產生良好影響。

保羅·孟祿在《論壇》上的文章指出，學生對大眾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中國人目前的思想狀態“是學生煽動的結果”，這是當時中國大多數人“接受簡單的政治教育和初步政治意識的過程”。西方目前麵臨的最複雜的國際問題是，一些國家“目前正處於戰爭的邊緣，東方最終可能被卷入戰爭”。因此，對西方來說，製止戰爭可能是他們考慮的首要問題，而對中國學生運動的走向並沒有一個清晰的、一致的看法。五年以後，“九·一八事變”爆發，孟祿的擔心變成了事實。

媒體日常報道中頻繁地提及中國學生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西方媒體意識到，不了解學生和學生運動，就無法了解“中國過去和當前的狀況”。世界上其他地方“並沒有相類似的學生情況”。孟祿對現階段中國的學生運動，持比較積極的看法。孟祿指出，目前這一代的中國學生，繼承了先輩中國文人的傳統。在過去，文人曾是中國的上層階層，除了統治王朝的皇室，“中國實際上沒有貴族”。文人被選為政府官員，組成政府並負責政府的日常運行。盡管商人可能掌握很大的財富，“但文人行使著政府的大部分權力”。過去，文人要想功成名就，得花費多年時間，所以他們通常是“成熟老到，經驗豐富，這些都是在學習和深思中花費許多年才能做到的”，他們“不是學校訓練下的產物”。然而，“當前的學生是不成熟的青年”，他們走出家庭，“進入到隻和年輕人有聯係的學校的宿舍中去”，這樣他們會形成團體，對社會產生影響。但是，他們的社會經驗又不足，當麵對現實社會和政治中的千變萬化時，他們的知識和經驗準備顯然不夠。

孟祿提到，在駛離香港的太平洋郵輪上，一個男服務生告訴了他一些關於目前中國“國內騷亂”的情況：“英國人正在壓榨香港，壓榨九龍，壓榨上海，壓榨漢口，壓榨天津。英國人總是壓榨任何地方，壓榨印度，壓榨新加坡。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苦力工人並不知道這些，但是中國的學生知道，現在中國學生告訴了中國的苦力工人。”他說，現在中國的苦力都認為“英國人必須走”。孟祿覺得，大多數美國人會認為這種說法“太過於簡單”，但是這個服務生的態度則表明了一種現實，即當今中國的“知識精英和發聲群體”對人民的極大影響。對所有試圖理解當今中國的外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對現實的理解”，是對當今中國人心理的理解。那些對中國人專橫的外國人很常見，甚至殺死無辜的中國人“也並非罕見”，但在此之前，中國人並沒有因為這些被殘酷對待的事件“而組織起來進行集體反抗”，外國勢力和軍隊依舊在中國橫行，甚至有時“對中國人實行武力”。顯然，那是因為中國的民族主義還沒有被啟蒙。

而學生在這個啟蒙過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學生的反西方傾向，與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歧視有關，學生要求國際社會給予中國應有的尊重。目前中國人的態度“完全不同於過去那樣”，不是政府簡單的響應就能滿足的。在中國人的思想裏，看待一個國家是否友好，取決於“那個國家的人對待中國人的態度”。中國人“必須被平等對待，必須給予尊重”，所以要“廢除治外法權”，然而這些特權依然被西方國家所享有。治外法權造成本國人民“在外國人眼中低人一等”，現在人們逐漸知道這些特權“隻是外國單邊享有”，這些條約的締結是在“脅迫之下”。不過，中國領袖人物認識到，根據目前的政治情況，還沒有到“立刻廢除那些特權”的時機。

孟祿對學生的組織工作有更積極的評價。他看到每個學校都有學生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對學生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在每一個這樣的團體中，“當然會存在一些激進分子”，但大部分人還是“保持清醒的判斷”，討論政治是家常便飯，在公開行動之前都會有長時間的討論。“中國學生對政治討論的熱情是眾人皆知的”，有人說學生行動是欠深思熟慮的結果，孟祿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親眼看到，北京學生的行動“很好地反映出一種令人敬佩的自我控製”，對各種問題都是經過“嚴肅的斟酌之後”。北京有著中國最大的學生團體，有些激進分子試圖造成“直接行動和公開的敵意”，但這些激進因素受到學生組織的控製。這個學生團體的行動對中國學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不僅聯係了商人和官僚團體，同時也與外國人有溝通。學生團體通過不斷地進行大眾教育，影響著勞工或苦力階層。現代工業還沒有發展到讓工人組織起來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不過也許廣東是個例外。學生也給商業和商人階層帶來巨大的影響，商人在麵對學生的要求時“也不得不屈服”。來自公眾輿論的壓力，“已經證明了學生這一強大的力量”，而這些輿論都是由學生“有技巧地規劃和指導形成的”。

不過，在許多外國教育者看來，中國學生太熱衷於政治活動，而沒有在學校裏學到很多東西。當前學生的缺點“在於學術方麵而不是政治方麵”。學生為祖國提供“政治服務”，但是“除了政治的訓練”，學生在學校“幾乎沒有得到教育”。當前最有害的是學生忽略了學習，在學校受到的“現代科學的訓練少得可憐”，而這本應該是學業的要求，也是祖國十分需要的。因此，“隻有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民族主義也不是全能的。中國隻有在各級政府機構的“有效治理之下，才有可能強大起來”。孟祿認為，學生們也隻有“對改革抱有熱情，才可能獲得成功”。這些改革是學生團體領導起來“對抗外國勢力”，對抗那些“賣國、腐敗和無效的官僚”。中國人提出的要求是正義的，中國人“應該承擔其國民相應的責任”；同樣，政府的腐敗和效率低下也“應該承擔責任”。隻有當那些“邪惡的外國勢力，以及由此伴隨的影響被驅除，這些問題才會被解決”，這才是“對學生領導力，學生愛國主義，和全體人民的愛國主義的真正測試”。

結語

總體來說，美國媒體觀察到，在1920年代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劇變中，青年學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學生運動體現了中國社會的一個明顯進步，那就是中國人民的覺醒。這種覺醒體現在，學生群體懷著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抵製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權利。1925年的五卅運動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標誌著在愛國主義推動下的民族主義的興起。這時中國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主流，對西方不再是崇拜和讚賞，而更多的是譴責和批判。

哪怕是那些在教會學校受到教育的學生，也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基督教和教會學校，他們成為當時反宗教和非基督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教會學校是辛亥革命以後學生走向激進、尋求自由的重要啟蒙資源。過去研究者多認為，教會學校是為了輸入西方宗教和文化而建立的，是帝國主義教育侵略的工具，是西方侵略者在中國的代理人。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證明，教會學校也培養了大量的中國的思想啟蒙者、舊製度的掘墓人。多數教會學校裏的學生都參加了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或者對這些運動持同情態度。例如，燕京大學實際上成為左翼活動的重要基地，其畢業生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共產黨員，後來活躍在文學、91抖音成人APP、學術等社會各界，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領導者。教會學校雖然不鼓勵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但學校中講授的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畢竟為學生參與政治打下了思想和知識基礎。因此，教會學校在中國的思想啟蒙和民族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複雜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可能與其在華興學的初衷並不完全一致。

本文所引用的美國媒體關於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和民族主義的評論，是當時美國觀察者對中國學生運動的綜合考察。當然，美國媒體並不隻是觀察政治運動，也對學生運動的各個方麵進行了分析，並且考慮了學生的激進和反基督教色彩可能帶來的後果。美國媒體並不是把當時的學生及學生運動視為鐵板一塊，而是認識到學生群體及其運動本身就是複雜的、分層次的、分陣營的，而且還存在許多弱點，包括頻繁地參與政治運動，缺乏在校知識學習，今後可能很難擔當大任；學生加入運動是憑著一腔熱血，但是普遍缺乏實踐，雖然他們引領了政治風潮，卻沒有豐富的經驗來應對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學生還缺乏統一行動的思想武器，雖然在這個時期對於西方的各種政治學說包括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他們也在進行艱難的選擇。由美國媒體的觀察可以發現，在本文所探討的1920年代，青年學生在中國革命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國啟蒙運動的主力軍。然而正是因為存在上述弱點，學生群體不可能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和領導力量，日後也就逐步把曆史的中心舞台讓給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

作者簡介：王笛，澳門大學講座教授。

（來源：《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1期）